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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我军暂缓解放香港,周总理电告港督:必须遵守三个条件

    时间:2022/7/30 10:36:15

      核心提示: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 秋风送爽,华夏大地翻开崭新篇章。广州解放,这意味着与其相隔不远的香港门户洞开,解放军瞅准时期,挥军南下,只差一步便可以解放香港。 彼时,香港依然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眼看着雄狮步步逼近,港英当局十分紧张,忙着为自己找一条后路。但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在这样的关键...

         194910月,新中国成立。

    秋风送爽,华夏大地翻开崭新篇章。广州解放,这意味着与其相隔不远的香港门户洞开,解放军瞅准时期,挥军南下,只差一步便可以解放香港。

    彼时,香港依然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眼看着雄狮步步逼近,港英当局十分紧张,忙着为自己找一条后路。但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中央下令:我军暂缓解放香港。

    与此同时,一封由周恩来发出的秘密电报,也送到港督葛量洪手中。

    周恩来在电报中说,若想暂缓解放香港,必须遵守三个条件。英国方面一看到文件,二话不说就同意了中国的要求。

    周恩来提出了什么条件?英国为何答应?中央下令暂缓解放香港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深意?

    这一切,还得从建国前毛泽东的考量说起。

     

    一、建国前夕:毛泽东对于香港问题的考量

    众所周知,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神圣不可分割。可惜,近代西方列强入侵,诸多不平等条约相继签订,香港也因此落入英国之手,被迫与祖国分离。但是,在所有中国人的心中,从未有片刻忘记过要让香港回归的使命。

    建国前,毛泽东同样也思考了这一问题。

    原来,早在渡江战役前后,香港问题就已经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19491月,《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发布。这份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由周恩来起草,经过毛泽东的几次修改,最终呈现于世人眼前。

    这份文件意义重大,虽然未曾直接提到香港,但字里行间分明都是香港。文件中所提及的精神,更是成为了解决香港问题的指导性方针。

    毛泽东在文件中提到,从原则上来讲,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一定要取消,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这是所有问题的基石,也是无数仁人志士所奋斗的终极目标。

    然而,原则之外,还有现实。

    毛泽东清楚的知道,纵然解放战争胜利,新中国成立,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也将面临着九九八十一难,未来还会有无数的艰难险阻等待着他们去克服。

    因此,正是由于对现实有着无比清醒的认知,毛泽东才指出,在执行的步骤上,应该按照问题的性质与情况,分门别类处理。

    随后,他又将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问题分成了好几类。

     

    在毛泽东看来,有的问题能够快速解决,并且对人民有益,那么便应该着手去做。但有的问题错综复杂,尚且不能解决,那便应当暂缓行动。

    或者,有些问题可以解决,但问题本身对人民没有太大的害处,那么便要加倍谨慎,找一个合适的时机,以更加成熟的姿态来解决,万万不可急于一时。

    这最后一类,恰恰说的就是香港。

    从原则上来说,香港必然要回归。但是,综合多方因素来看,香港问题的解决时机尚未成熟,因此还需耐心等待,终有一日能圆满解决。

    毛泽东对于香港问题的考量,或许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便是:牢记原则,不失灵活。唯有两者达到某种平衡,才能在1949年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以正确的眼光看待香港。

    有意思的是,同样在这一年,斯大林特派米高扬来中国访问。在接见米高扬的时候,毛泽东又一次重申了自己对香港的态度。

     

    他告诉米高扬,对中国来说,目前最现实的情况,那便是还有将近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

    正所谓大陆之上的事情简单,而海岛之中的情况复杂。

    因此,想要解决与岛有关的问题,就需要更加灵活机动,和平过渡是毛泽东最青睐的办法。但想要和平,必然就要耗费时间。

    既然这一点已经明确,那么在这场持久战里,急于收回香港,便显得不那么有意义。

    听了毛泽东的一席话,米高扬茅塞顿开,连呼精彩。

    毛泽东更是神秘一笑,说出了自己更深刻的考量。

    他说,倘若不急于解决香港问题,辅之以澳门,或许还能带来别样的惊喜。作为英国所管辖的区域,香港原本就在国际贸易的舞台上拥有着一席之地。

    因此,毛泽东想要巧妙利用香港,发展海外关系,培植进出口贸易,如此从容不迫,化劣势为优势的手段,堪称高明。

    对于香港问题,毛泽东也有着精妙的总结。

    他说: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的决定。

    怀揣着这样的思想,1949年迎来了收复香港的关键时期。而恰恰是在此时,面对风云变幻的局势,中共毫不犹豫发出了友好的信号。

     

    二、三个条件:和平的信号

    彼时,广州解放在即,人民解放军一路高歌猛进,挺进南部。早在19491月的时候,敏锐的港英当局就陷入了惶恐。

    他们知道,只要第四野战军会师南下,陈兵深圳河,那么武力解放香港,便只是一两天的工夫。

    因此,港英当局立刻做出反应,开始调集兵力,暗中策划着一场气势不凡的香港保卫战。但实际上,甚至连他们自己都知道,这不过是在虚张声势罢了。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恫吓的方式,吓退解放军,从最开始便是一场奢望。

    望着仅仅相隔着一条大河的解放军军队,对岸的港英政府早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对方的一举一动都能牵动着他们脆弱的内心,他们一边硬撑着摆出高姿态,一边心中暗自打鼓,全然不知中共预备着怎样处理香港问题。

    两兵相接之时,解放军的反应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与对岸的慌张无措不同,解放军明明胜券在握,却依然按兵不动,从容镇定。

    他们甚至还托中间人传话给对岸的英国人,告诉他们,军队的任务仅仅是维持和平,并且中央还准备恢复贸易,重开广州至九龙的铁路。

    这一惊天喜讯砸的港英政府一时有些缓不过神来,但其实,倘若将时间倒回一小段,便不难发现,北京方面早就在向港英政府发送和平的信号。

    香港是一块神奇而特殊的土地,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关键时刻,有关香港的问题自然更加敏感。

    因此,中共对于香港的政策暂时不宜公开宣布,北京方面只能想尽各种办法,来暗示港英政府,告诉他们,新中国暂时不动香港。

    比如,1949年的2月,香港著名的《文汇报》上便出现了一篇名为《新中国与香港》的社论。

    这份社论中含蓄而又清楚的写道,纵然中国现在正在轰轰烈烈的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可是这一革命迄今为止,从没有一言一行牵涉到香港。香港既不是清算的目标,似乎也不是要被改造的对象。

    没过几天,《大公报》也发声了。

     

    比起《文汇报》,《大公报》的论调甚至更加乐观。

    报纸中说,香港的地位其实并没有什么危险,大家也不必对未来感到悲观。如果现在畅想香港的未来,或许可以预见到,它会发挥货物集散与交通衔接的作用,从而与大陆建立一种良好的联系。

    《大公报》甚至断言,正是这些举措,才能让香港得到真正合理的繁荣。

    不过,报纸笔锋一转,又暗示道,这一切美好未来成立的前提,就是英国人要懂得和全中国的人民来做朋友。

    只要英国政府能够放大他们的眼光,积极与新中国交好,那么香港的前途,必然会是一片光明璀璨。

     

    除了在报纸上有诸多暗示之外,新中国正式建立后,毛泽东在官方层面也给予了英国提示。

    当年10月,英国中国会议在伦敦召开,毛泽东热情致电英国,以斩钉截铁的语气告诉他们:中国人民欢迎中英两国人民友谊的努力。

    其实,新中国对于英国的态度,也能看出中共中央暂不收回香港的另一重考量。

    除了国内发展经济的需求外,暂不收回香港,其实也能对当时的国际局势造成一定的影响。

    要知道,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外交上,都一直受到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和封锁。

    而倘若中国暂缓收复香港的脚步,那么便能够分化帝国主义的阵营,为新生政权争取到更多的伙伴。

    其实,英国一直想要拉着美国来共同防卫香港。

    在经过慎重的考量后,中共中央认为,与其如此,还不如直接将香港暂时放在英国人的手里,一来堵住他们的各种说辞,二来不生事端。

    周恩来就曾经说过,暂不收回香港的政策,其实是东西方全局战略的一部分。

    他曾经指出,这绝对不是一种软弱,也不是一种妥协。与之恰恰相反,这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进攻。

     

    在当时看来,解放香港与否已经不单单是领土主权问题,更是关乎整个东方世界的关键一步棋。常言道,以退为进,更是大智慧。

    这一系列的暗示过后,港英政府终于明白了中共的深意。原来,中共目前决定维持现状,暂缓收复香港。

    而就在这时,一封神秘的电报从北京发来,送到了港督葛量洪的手中。

    这封电报的发件人,正是周恩来。

    在电报里,周恩来告诫葛量洪,倘若想要香港维持现状,那么必须答应中共三个条件。表面上看起来是在与葛量洪交涉,但实际上是在透过他向英国人传信。

    中共提出,第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第二,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

    尽管只有寥寥数字,却涵盖了诸多香港的核心问题,既保证了香港与大陆的联系不会中断,也尽可能维护了香港自身的独特地位。

     

    英国政府收到消息后,出于自身利益的种种考量,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中国的要求。

    一方面,这是当下对于英国的最优解,可以保证他们在香港的活动。

    另一方面,看着朝气蓬勃的新中国,英国也不可避免地意识到,一头沉睡数年的雄狮正在苏醒,而且他们比谁都清楚,中国有能力现在就以武力解放香港,并非不可为,不能为,而是不愿为。

    同样的,英国政府也看到了中方对于香港问题的诚意与决心,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一定会收回香港。

    于是,当年129日,香港《华侨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出了以下的大标题:毛泽东已保证香港地位安全,英国年内承认中共

    这份报道,就是英国人答应三项条件的最好印证。

    第二年刚刚开年,英国的外交大臣贝文便致电周恩来,告诉他英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法律上之政府。

    不仅如此,英国还向中国抛出了许多橄榄枝,他们表示,愿意和中国在平等互利以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

     

    至此,中英两国建交。而这一历史性的突破,绝对离不开香港所作出的贡献。

    秉承着暂时不动香港的承诺,中国在与英国讨论建交的问题时,双方并未涉及到香港问题。但是,所有中国人都知道,这不过是权宜之计。有关香港的问题,还有着诸多后续。

    三、不忘初心:香港问题的后续

    1957年时,周恩来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奠定了此后数年解决香港问题的基调。

    当时,上海工商界人士召开座谈会,周恩来的演讲题目简单直白,名为《关于香港问题》。在这次讲话中,周恩来明确指出,香港的情况非常特殊,暂时还不能照抄社会主义的制度。

    就目前来看,香港需要完全按照资本主义制度的方法来办事,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展。而香港发展了,对大陆也有诸多的好处。

    实际上,周恩来的这番讲话,让许多香港人的心安定了下来,不仅极为巧妙的团结了同胞,也为香港后续的治理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

    而周恩来的这种思想,可以简单理解为八个字,即: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尽管香港暂未收回,但维持现状并不意味着不管香港的事情。

    1958年年底,周恩来再次布置工作,进一步明确了对待香港的基本态度。

    在政治上,周恩来要求相关人员要做好长期打算,不要抱着等待解放的心情来处理日常事务,而是要明白,英国不会轻易放弃香港,所以在港的工作人员更要发挥主动性,也要认识到中英两国在对立中的统一,即都不想让香港落在美国手里。

    一年后,毛泽东也注意到了党内个别同志的急躁情绪,他将一切都看在眼里,出言安抚道:香港还是暂时不收回为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还有用处。

    然而,中共的这一深谋远虑也受到了美国等国家的攻击,他们指责中国竟然容许殖民地存在。面对这样的质疑,中国政府不卑不亢地进行了回应。

    我们一再强调,中国人民并不需要在香港与澳门问题上显示武力,来证明自己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与坚定性。

     

    六十年代初,香港出现了缺水问题,北京得知情况后,立马着手解决。

    周恩来更是强调,向香港供水的问题要和政治谈判分开,供水工程由国家主办,应当列入国家的计划中。

    在他的大力推进下,石马河供水工程竣工,香港以极为优惠的价格,得到了源源不断的优质淡水。

    不仅如此,大陆早在这时,就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惠港政策,在贸易上给予了香港最大的支持。可以说,香港能有今日的繁荣,和当初的这些举措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而到了毛泽东与周恩来晚年的时候,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解决香港问题也日益提上日程。

    197211月,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正式在国际上认定香港并非殖民地,从而避免了将中国主权问题升格为国际问题,为日后问题的顺利解决提供了保障。

     

    而在1972年周恩来会见英国人路易斯·海伦的时候,他再一次代表中国政府,表达了对香港的态度。

    周恩来强调,当租约届满的时候,中英双方就必须进行谈判,英国从中国拿走的领土必须归还。但是,中国政府也从不会在这些问题上仓促行事。

    两年后,当其会见英国保守党领袖时,周恩来在强调香港必须回归的前提下,也再度保证,香港作为英国管理下的亚洲贸易与金融中心的地位绝对是安全的。

    1974年,即便是在病中,周恩来也反复叮嘱要对香港采取特殊政策,等到香港回归后,可以暂时保留资本主义制度不变,为后来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方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功夫不负苦心人,1997年,香港正式回归,几代共产党人的心愿最终成真,人民期盼许久的事情也变为现实。从那之后,香港的历史正式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作者:综合 录入:hebeiczhou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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