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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低保,都发给了谁?

    时间:2020/4/1 19:12:40

      核心提示: 前些日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民政部的一位官员,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专访时,披露了一组农村低保专项治理数据:2019年6月至11月,全国共清退不再符合条件的低保对象157.8万户、计333.9万...


           前些日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民政部的一位官员,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专访时,披露了一组农村低保专项治理数据:2019年6月至11月,全国共清退不再符合条件的低保对象157.8万户、计333.9万人,新纳入低保181万户、计352.9万人……

           纪监委网站表示,农村低保资金是困难群众的“救命钱”,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基层党员干部却把低保当成了“唐僧肉”,频伸“黑手”。该网站总结了基层干部侵吞农村低保金的五种情形:有的利用职务便利优亲厚友,把低保作为送人情、拉关系的工具;有的经办低保时吃拿卡要、克扣盘剥,“鸡脚杆上硬刮油”;有的利用与民众获取政策信息不对称的条件,截留、冒领、违规占用群众低保金;有的钻政策“空子”,弄虚作假、“大变活人”,骗取低保金;有的部门更把低保名额和指标作为福利费用,进行集体贪占私分。仅2019年6月至11月,各级民政部门就收集线索16485条,其中查证属实并向同级纪检监察机关移交1513条,涉及干部549人;驻民政部门纪检监察机构共发现或收到移交问题线索681条,其中立案调查516件、问责604人。

           从报道中公开的一些案例看,这些基层干部侵吞的低保金数额少则数万元,多则十多万元,属于“微腐败”,但对贫困户来说,这却是重要的救命钱——对这种“救命钱”竟也忍心下手,性质之恶实在令人发指。

          中国的低保,都发给了谁? 

           这些年,随着中央脱贫攻坚力度的加大,低保数额也在持续增加。民政部统计显示,到2018年底,全国共有农村低保对象3519.7万人,农村低保标准达到每人每年4833元。从曝光的一些案例看,低保发放虽也设立了动态审核、入户了解、跟踪调查等一系列监管环节,但由于这些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个别工作人员监管履职不到位,导致监管制度往往形同虚设——这是“微腐败”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

           低保乱象的另一主因是村镇干部权力过于集中。低保的审批与发放,按规定县级民政部门是责任主体;审批前,对低保申请入户的抽查比例不少于30%,这一环节的审核责任主体是乡镇人民政府。由于需对低保申请家庭逐一入户调查,工作量过大且人力有限,这些审批、审核部门往往便将此工作委托给村镇干部。遂使得这些村镇干部实际上拥有了审核上报救济对象,及审批资金管理发放等极大的权力。这种权力往往过于集中,为村镇干部索要好处等提供了寻租空间。

           对地方政府来说,很多乡村工作须得到村镇干部的支持才好展开和落实,因此,基层官员们对这些村镇干部多吃多占,也往往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敢贸然得罪村镇干部。权力如没有监督,再小的权力也容易产生腐败。对这些左手审批、右手发放的村镇干部来说,想不成为“硕鼠”都难。加上低保标准细化得不够,各地经济状况差别也较大,有的虽无稳定收入,但有隐性收入,是否符合低保标准,很多是靠审核者的主观判断,漏洞自然很多。贵州省近年建立了民生监督员制度,配备3.2万余名村级民生监督员,便是一个成功经验,共发现了农村“微腐败”问题2.9万余个。可见,“微腐败”在乡村中之普遍。

           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必须打破村镇干部一手遮天的局面。低保户权益与乡村管理事关每个村民利益,分配机制和执行过程由此必须透明,村民参与公平分配和监督执行的权利必须要得到充分的尊重和给予。只有这样,一种符合本地情况的、能够自我监督和集体管理的现代化乡镇管理模式才能逐渐成型,村民代表会议和村务监督委员也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有效规范这些村镇干部的事权。因此,基层政府应借鉴贵州经验,积极扶持乡村社会组织或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动员社会力量来监督和制衡村镇干部个人对村级权力的垄断,以优化乡村的社会治理结构。一旦村庄能实现村民自治、村务公开,有村民监督了,敢贪、能贪的村镇干部自然会大大减少,一定程度上也会降低纪检部门的反腐工作量和综合成本。

           要改变低保发放乱象,基层司法制度的改革也很重要。目前,司法对村镇干部的腐败监管亦存在盲区。监察体制改革后,根据监察法,“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也被纳入监察范围。监察法规定了监察委员会设立到县一级,虽然有些地方向乡镇区域派出监察机构或监察专员,还有些地方尝试设立了村级特邀监督员,但由于人力有限,加上熟人社会,监察效果终究难如人意。这时,为村民自治提供切实的司法保障就变得非常重要,而不仅是靠上级政府的检查与干预。当村民遇到不公正对待时,如果大多数问题都能通过法律诉讼来解决,不仅会减少许多上访个案,还会大大提高解决冲突的可能性——这其实也符合执政党2020年初步建成法治中国的执政目标。可见,司法介入不仅对腐败有威慑作用,也是实现村民权益的重要保障。

         “微腐败”也是腐败,“小官贪腐”往往比高层那些贪官“大老虎”对民众直接伤害更大,因为“低保不能保低”动的是困难民众的“活命奶酪”,隔绝的是国家给予那些弱势群体的救济与帮助,毁坏了人类社会扶弱济贫的人性温暖。因此,必须要坚决遏制与低保相关的各种腐败,让低保能够“保低”——这可以说是在维护人类善良天性和一个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信仰、价值体系和追求目标。任何敢践踏此底线者,都应当被施以严刑峻法。

    作者:周兼明 来源: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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