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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女领导:我始终对新冠病毒的来源持有怀疑不吐不快(二)

    时间:2021/1/3 11:05:59

      核心提示: 4机构责任 这个事情到了2002年3月,出现过一个小高潮。就是美国政府发表了对这些项目的调查通报。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下设的“人体研究保护办公室”2002年3月28日,分别致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等机构,通报了初步的调查结果说: 哈佛大学徐希平所主持的12个人类基因研究项目,在生命伦理、监督管理和...


      4、机构责任

      这个事情到了20023月,出现过一个小高潮。就是美国政府发表了对这些项目的调查通报。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下设的人体研究保护办公室”2002328日,分别致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等机构,通报了初步的调查结果说:

      哈佛大学徐希平所主持的12个人类基因研究项目,在生命伦理、监督管理和确保参与者的安全等多方面,存在广泛而严重的违规 

      哮喘病项目在进行三年之后,才提交哈佛有关机构进行伦理审查。那就是先斩后奏了。

      美方的调查通报公布之后,应《瞭望》周刊之邀,我和汪延就此再次做了一篇报道,题为《哈佛大学在中国的基因研究违规》

      在这篇报道中我们再次提出了一些问题:

      这些最终被证明违规的研究项目,为什么会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在中国的土地上通行无阻?

      中国方面正式批准的项目与实际进行的项目数量能够差出这么多,说明了什么?

      怎样保护我们在基因研究中的权益?

      我感到,虽然美国政府调查承认哈佛项目违规,但是他们主要把板子打在研究者个人的身上,而回避了机构的责任。

      我认为这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我在2002429日的《中国日报》再次发表了一篇英文评论,我原来的题目是“Institutional Indecency”,批评美国有体制性的不良行为。中国日报的编辑把题目改成了Harvard project violates farmers’ rights

      哈佛项目践踏农民权利,委婉一些,但也很尖锐。

      我在文中说,我们在中国,看到来自哈佛大学这样著名机构的研究人员,从事有违生命伦理原则的项目长达十年之久,深感震惊

      我提出,这么大范围的违规,不能仅仅追究项目负责人个人的责任。美方有关机构的不道德也应追究。

      比如以审核严苛著称的NIH,为什么会批准一个人这样多的项目?徐希平所在的哈佛大学,最早给项目投资的千年公司,作为管理方和出资方,难道没有责任?

      中国一有什么问题,美西方的媒体报道都会归咎于政府。而哈佛大学的基因项目有问题,美国媒体的报道一开始还是把板子打在中国政府身上。

      到我们介入调查了,我们才看到这样的事实:美国存在严重的机构性或者制度性违背生命伦理的问题。而他们对此却置若罔闻。

      我在《中国日报》的这篇文章,美国人体研究保护联盟网站全文转发,并在按语中认为我的质疑有道理。

      这也说明我一开始选择的调查重点是对的,调查哈佛项目是否违背生命伦理原则,更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共鸣。

      以上就是我作为一个新闻人对美国的机构在我们中国猎取遗传基因的一个记录。

      5、新冠疫情

      这个基因争夺和现在还没有结束的新冠疫情有没有联系呢?

      直到2003年非典以前,我对这些基因项目的关注角度,除了它们违规,践踏了我们的知情权之外,就是谁得利?谁受益?

      他们做基因采样的目的好像很明确,就是将来形成治疗有关疾病的专利药物。

      中国老百姓提供了这么多血样,中国方面能否从这些专利药物中获利?最终成果能否惠及提供基因样本的中国老百姓?

      而利益分享,就是benefit sharing,也是生命伦理的一个原则。我们拿这条在国际上讲,是很能讲得通的。

      但是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使我和很多国人不能不更多地把关注点放了生物安全方面

      生物安全在英文中有两个表达,中文都是生物安全,但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

      一个是biosafety,基本上是指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安全性,比如生物实验室是否安全,有害物质是否会泄露,所产生的结果比如疫苗是否安全,不要有严重的副作用。

      另一个是biosecurity,那就是国家安全层面的意思了。

      我认识的生物学家,都否认非典病毒是人为制造,否认它是实验室产生的。

      但是2003年非典爆发后我见到一位生物学家,他说了一句话给我印象非常深:非典不是一场生物战,但是它完全达到了生物战的效果

      非典的诡异,就在于非典病毒的针对性太强了感染者绝大多数是以中国人为主的亚裔。

      非典之后,童增在200310月出版了一本书《最后一道防线:中国人基因流失忧思录》。

      他以美国那些科研机构那些年猎取中国基因样本的事实,结合华人对非典病毒特别易感的现象,提出一个假设:非典可能是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

      他因此受到了铺天盖地的谩骂。对此,童增说:我只是提出了一种可能。我有怀疑的权利。
    我个人认为,童增提出的问题的确很重要。中国人应该保持这样的警惕

      科学研究当然需要证据。但是像基因武器这样的问题,真要拿到证据才可以怀疑,那什么都晚了。

      如果美国可以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炸中国的大使馆,童增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非典的来源提出怀疑?

       新华社女领导:我始终对新冠病毒的来源持有怀疑不吐不快(二)

      这次的新冠病毒,在全球大流行,有人说,这就不是仅仅针对华人的了吧?但是我依然有怀疑

      首先,世卫组织直接把它和非典病毒联系在一起,说它是类SARS病毒。

      其次,它和非典病毒一样,主要还是针对我们的呼吸系统,让我们窒息

      想想哈佛拿走了我们多少哮喘病基因的样本吧。

      反过来,中国拿过哪个国家的基因样本?所以美国说新冠病毒是我们武汉的生物实验室制造的,简直就是笑话。

      对于新冠病毒,主流的观点当然否认它是人为的。

      但是那位生物学家又说了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话:这个新冠病毒是最流氓的病毒,颠覆了我们对已知病毒的所有认知。

      经历过那场基因争夺,我始终对新冠病毒的来源有怀疑。

      至于它为什么从类似只针对华人到全球流行,那可以说它失控了,有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病毒没有按照既定的剧本演。

      而中国有了非典的教训,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成功抗击了疫情。

      而那些玩儿火的人,本来想着隔岸观火,根本没有防备。结果引火烧身,杯具了。

      对于受疫情折磨的广大人民群众,我们的确深表同情。世界不安宁,我们也不得安宁。

      但是有一句话应在某些人身上,就是玩火者必自焚

      还有一件事,让我对基因项目和新冠病毒的联系也产生了很大的怀疑。

      还是在2003年非典的时候,有一个药物的名字第一次进入我们的视野,就是达菲,Tamiflu
           当时有专家说,世界还没有针对非典的特效药,但是比较有效的是达菲

      2006年,又闹起了禽流感H7N9,虽然还是没有特效药,但是世卫组织推荐了一款针对禽流感最有效果的药物,又是达菲

      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

      当时在北外讲课,上网搜集材料的时候发现,早在200510月,加拿大一个网站就发表了美国Joespeh Mercola博士的调查:《谁拥有达菲的权利:拉姆斯菲尔德将从禽流感闹剧中获利》。
           据Mercola博士揭露,达菲的生产厂家是瑞士的罗氏集团,但是开发这个药的是美国的Gilead Sciences公司,它仍然是达菲知识产权也就是达菲专利的拥有者。

      Gilead公司创办于1987年,它的创始董事当中,有一个人,叫拉姆斯菲尔德。

      闹禽流感时候,也就是世卫组织说达菲是禽流感特效药的时候,拉姆斯菲尔德任美国国防部长

      拉姆斯菲尔德在出任国防部长一职之前,从1997年起一直是Gilead公司的董事长。

      公司对他的评价非常高,说拉姆斯菲尔德在帮助建立这家公司和确定其方向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尽管Gilead公司在1996年把达菲的独家销售权卖给了罗氏集团,但是作为达菲的开发者和知识产权的拥有者,它仍然会从达菲的销售中获取巨额利润。

      拉姆斯菲尔德在就任国防部长之后,依然是Gilead公司的大股东。

      仅2005年第一季度,达菲的销售额就达3亿3千万美元。达菲给他带来的财源也是不言而喻的。

      一位国防部长拥有一种传染病的特效药意味着什么,再没有常识的人,也应当有点感觉了。

      新华社女领导:我始终对新冠病毒的来源持有怀疑不吐不快(二)

      到了今年新冠病毒疫情刚刚爆发,就冒出来又一款特效药,瑞德西韦。

      瑞德西韦是谁家的?还是Gilead公司。

      左一个右一个谁都没听说过没经历过的新病毒新疫情,他们家老有特效药。他们怎么那么有先见之明呢?这里要是没有猫腻,那真是活见鬼了。

      这样一个背景,美西方很多大媒体一直似有意似无意地忽略着,我们中国的媒体也是从来不闻不问。

      如果我们只注意美西方媒体注意的东西,却忽略人家忽略的东西,我觉得就不大对头。

      此外,美国在生物战方面,不是没有前科的。

      朝鲜战争期间,他们就向北朝鲜和我国东北投放过细菌弹,他们还不承认。

      我1984年在美国进修时,曾在课堂上问一位很liberal的历史教授,朝鲜战争时,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向中国发动细菌战?他竟一口否认,说没有此事,因为至今还没有看到任何证据

      我告诉他当时国际红十字会曾派人到现场调查,搜集到充分的证据,证实美国在中国境内投放细菌弹是千真万确的。他听了仍然半信半疑。

      说到这里,基因争夺和新冠病毒有没有关系,我就觉得我不用再说什么了。

      不管怎么说,201971日,我国第一部《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开始实施。202010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我国第一部《生物安全法》。

      一共10章,其中第六章专门为人类遗传资源与生物资源安全立法,明确规定,国家对我国人类遗传资源和生物资源享有主权;

      采集、保藏、利用、对外提供我国人类遗传资源,应当符合伦理原则,不得危害公众健康、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境外组织、个人及其设立或者实际控制的机构不得在我国境内采集、保藏我国人类遗传资源,不得向境外提供我国人类遗传资源。

      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从国家安全、生物安全(biosecurity)的层面回顾哈佛基因项目,很有必要。

      6、几点思考

      回顾20年前的那场基因争夺,再看眼下的新冠疫情,我有几点不成熟的思考。

      一、西方不是老跟我们讲人权吗?其实他们所谓的人权是虚伪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基因组宣言明确和人权联系在一起。

      你研究人体的生命科学,拿人体的遗传基因样本,要做拯救生命的药物,那参与其中的人的基本知情权,当然就是人权,是非常具体而不是虚幻的人权。

      我们在哈佛项目当中,看到哈佛大学、NIH这些机构以及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对我们这些权利的尊重了吗?

      没有。

      在他们自己承认项目违规的情况下,调查依然只是走过场,根本没有对项目涉及的中国农民公开认错的意愿。

      他们始终漠视我们的知情权,怎么可能会真正关心我们的人权?

      对哈佛,NIH这些大名鼎鼎的机构,我们不要太仰视了。应该像孟子说的那样,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

      毛主席说的更好:粪土当年万户侯。

      当然我不能因为这一件事否定人家的全部,这些机构也确有其了不起之处。

      但是必须看到他们的光辉背后也有很多阴暗和龌龊,起码在猎取我们的基因资源方面是劣迹斑斑,所以这些机构并不值得我们那般推崇。

      不要因为拿到哈佛的录取或者奖学金就感觉多么了不起了,一来就什么哈佛女孩了。

      哈佛出来的有精英,也有混蛋啊!

      三、争夺国际话语权问题。

      既要有宏观的考虑,也不要放过像知情同意权这样似乎微观或细枝末节的问题。

      正是在许多这样的具体的问题上,美西方一些机构更能暴露他们虚伪的嘴脸。

      而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就要以事实为根据,用国际公认的准则据理力争,还是能够痛击某些人的要害的。

      四、对专利和所谓知识产权要有分析。
           哈佛等机构在中国还有其他发展中国家广泛猎取基因资源,除了可能的生物武器的考量,还是瞄准了形成专利药物之后的巨大利润
           比如抗艾滋病药物,利润空间有多大?
           一位知情人告诉我,如果一单位药的生产成本是3块钱,他们的卖价会达到300” 
           所以国际上有很激烈的批评,矛头直指那些制药公司,说它贪婪杀人
           艾滋病有这个问题,其他疾病,尤其像新冠疫情这样的罕见疫病,都有这样的问题。
           在巨额利润的背后,还有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问题。那就是,不少抗病毒药物的基础研究,最初是由公共资金资助的,之后才开发成抗病毒药物
           包括NIH,它的资金属于公共资金,所谓纳税人的钱。
           它投给了很多基础研究项目,像前边提到的基因组学一个项目的资金达到6530万美元。
    可是这些基础研究形成专利以后,利润全部归了企业
           投入基础研究的公共资金数以亿计。但是这些公共资金赞助的基础研究后来,怎么就成了私营公司的专利,很少有人去探寻究竟
           很多人认为,制药企业对研发抗病毒药物还是有很大投入的,所以理当获利。
    但是,它们的利润是否应当有个边界,或者底线?人命关天,利润是否应当向人的健康权,或者说向人权,做一些让步?公共资金的投入对研究所做的贡献应当怎么算?这都是我们应当不断叩问的问题。
           五、对资本的力量,必须有所警惕。
           我在调查哈佛项目之前,接触过很多科研工作者,地质学家,植物学家,古生物学家,古人类学家,土壤学家,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水利专家……
           绝大多数可以说非常纯洁,对科研的态度严肃认真。哈佛项目让我第一见识到还有这样不讲科研伦理的所谓科研工作者。
           我比较了他们与那些真正意义的科学工作者的不同,感觉是资本的力量扭曲了这些人的灵魂
           资本的力量,似乎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的确具有毁灭性
           真正的吹哨人童增以及美国吹哨人葛文为什么没有像李文亮医生那样成为网红?这就是资本的力量在运作。
           资本,特别是西方资本,需要否定我们这个政权合法性的吹哨人。资本不需要童增和葛文那样真正的吹哨人,他们就被漠视,被炒鱿鱼,被边缘化。
           我们对哈佛项目的调查追究,其实是和资本力量的一次短兵相接的较量。
           我们新华社的记者、瞭望周刊的编辑、中国日报的编辑,凭着本能和资本小小博弈了一把,留下了一份历史的记录。
           但是我们当时并没有深刻认识到资本的力量,所以那次较量,更多的是出于本能地顺势而为。
           如今,我们主管部门的领导,已经很清醒明确地提出不能让资本的力量控制我们的媒体。
           随着我们对这个问题认识的加深,随着我们在国家层面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我们有可能在同资本的较量中更加主动。

    作者:熊蕾 录入:hebeiczhou 来源:演讲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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